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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假如我在家里，我是不会放他走的！他带了什么东西走的？他怀着满腔的愤慷和一颗糊涂的头脑走了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”霍霍尔苦笑着说，“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，并且他自己也已经跟他内心的那些狗熊似的意识做过长期的斗争了——要使他改变可不容易……”

    他俩又开始用母亲听不明白的话争论起来了。

    吃过饭后，他俩更激烈地把一些像是噼噼啪啪的冰雹似的难懂的话抛向对方。有时，他们的语句很简单。

    “我们应该半步也不后退地在我们的路上前进！”巴威尔坚决地。

    “这样，我们在途中要遇到几千万和我们作对的……”

    母亲细心地听着他们辩论，知道了巴威尔不太喜欢农民，而霍霍尔偏庇护他们，主张连农民也得给予教导。对安德烈所说的话，她懂得多些，而且觉得他是正确的。可是每当他对巴威尔了些什么话的时候，她总是竖起耳朵，屏住呼吸，等待着儿子的回答，想早点知道霍霍尔的话是否使他生气。但是他们两个，还是照样毫不生气地互相地嚷着。

    有时母亲问她儿子：

    “巴沙，真的是这样？”

    他带着笑回答：

    “真的是这样！”

    “您呀，先生，”霍霍尔用一种亲切的挖苦的口气说，“您吃得多嚼不烂，都横在喉咙里了。你喝点水冲冲吧！”

    “不要开玩笑！”巴威尔告戒他。

    “我现在的心情好像是在追悼会上！……”

    母亲静静地笑着，摇了摇头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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